黄海之上，对话“北斗”号船长（上）
“北斗”号上有两个船长，一个叫吕旭良，是现任船长，一个叫李风宾，是前任船长。
今年，由挪威政府建造并赠送给我国的“北斗”号渔业资源调查船迎来服役40周年。近日，在“北斗”号进行黄海渔业资源与栖息环境调查期间，两任船长接受记者采访，回顾其个人航海经历，分享与“北斗”号的点滴。
与“北斗”号一起长大、变老
2019年退休、次年返聘后，李风宾每次跟“北斗”号出海，都住在吕船长房间对面的会议室里。这个会议室被临时“改”成了宿舍，所谓“改”，其实只是增添了一点个人生活用品，在会议室的沙发上加了一床被子而已。8月下旬的黄海，天气还不凉爽。而“北斗”号上的中央空调今不如昔，到达会议室等上层房间的冷气不足，所以很多房间总有些闷热。记者第一次就是在会议室里即李风宾的宿舍里跟他长聊，坐下后，他倒了两杯茶，抓了一把瓜子，然后就打开风扇对着我们吹了起来。
黄海之上，对话“北斗”号船长（上）
“北斗”号上有两个船长，一个叫吕旭良，是现任船长，一个叫李风宾，是前任船长。
今年，由挪威政府建造并赠送给我国的“北斗”号渔业资源调查船迎来服役40周年。近日，在“北斗”号进行黄海渔业资源与栖息环境调查期间，两任船长接受记者采访，回顾其个人航海经历，分享与“北斗”号的点滴。
与“北斗”号一起长大、变老
2019年退休、次年返聘后，李风宾每次跟“北斗”号出海，都住在吕船长房间对面的会议室里。这个会议室被临时“改”成了宿舍，所谓“改”，其实只是增添了一点个人生活用品，在会议室的沙发上加了一床被子而已。8月下旬的黄海，天气还不凉爽。而“北斗”号上的中央空调今不如昔，到达会议室等上层房间的冷气不足，所以很多房间总有些闷热。记者第一次就是在会议室里即李风宾的宿舍里跟他长聊，坐下后，他倒了两杯茶，抓了一把瓜子，然后就打开风扇对着我们吹了起来。
北斗号前任船长 李勋祥摄
记者：您是怎么结识“北斗”号的？
李风宾：1983年底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黄海所”）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船员。我是青岛黄岛区人，当时刚高中毕业，听到这个消息就报名了。当年12月，包括我在内的20个人被录取。随后被安排到渔业公司拖网渔船实习。经过近一年的海上锻炼，我们这一批人中，有的分配到了黄海所“黄海103”号，有的是“黄海104”号，我有幸被安排到“北斗”号。
记者：当时报名当船员时，是对这个职业有兴趣吗？
李风宾：我是1964年出生，当时就是一个20岁的小伙。其实没有太多想法，从农村出来的，觉得有份工作已经很好了。（笑）
记者：“北斗”号刚到青岛时，是一个什么景象？
李风宾：1984年10月19日，“北斗”号到达青岛港（今天的8号码头）。当时，我们这些船员到码头迎接，都觉得“北斗”号很壮观。此前我们建造的“黄海103”号、“黄海104”号渔船都是378吨，而“北斗”号总吨位1165。
“北斗”号是当时我国最先进的渔业资源调查船，船上的科研仪器设备非常先进。这个船有一个侧推功能，就是说船靠泊码头的时候可以横向行驶。在今天，科考船侧推功能已经是标配，但在当时我国还没有任何科考船有这个功能，所以当“北斗”号横着停靠码头时，大家都很新奇和惊讶，很直观地就觉得它非常先进。
记者：从这时起，您就跟“北斗”号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李风宾：从“北斗”号到达青岛，交付黄海所管理使用开始，我就上船了。从船上的水手做起，一步一步做到船长。2019年退休、2020年返聘后，我又作为船员到船上帮忙。现在，“北斗”号已经服役了40年，我也从20岁干到了60岁。可以说，我是因“北斗”号而来，陪伴着“北斗”号一起长大、变老。
三个调查项目，三获国家奖
在“北斗”号餐厅的墙上，挂着三个代表性荣誉：“鳀鱼资源、渔场调查及鳀鱼变水层拖网捕捞技术研究”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；“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狭鳕渔业信息网络和资源评估调查”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；“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生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调查与评估”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这些荣誉，都是依托“北斗”号取得的。可以说，没有这艘船提供基础支撑，这些成果或许要推迟很多年。在李风宾看来，“北斗”号是“海洋科学家的摇篮”，很多海洋科学家在“北斗”号上成长起来，而他们的成果又为“北斗”号添彩。
记者：挪威科学家Erling Bakken后来回忆说，“北斗”号到达青岛后，在黄海的调查研究随即开始。最初的计划是使用“北斗”号研究和实验性捕捞鲐鱼，但首个调查航次就发现，黄海和东海有大量的鳀鱼。虽然只是初步性调查，但已证明这一鱼类资源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。这决定了“北斗”项目（中挪所有的渔业合作项目都以“北斗”号这艘船的名字为基础，统一命名为“北斗”项目）未来很多年的发力点。
李风宾：确实如此。我们最初到黄海是为了调查鲐鱼，但意外发现鳀鱼的资源量非常大，于是便立刻转向鳀鱼调查研究，评估鳀鱼的资源量，调查鳀鱼的渔场，并研究捕捞方法。因为鳀鱼是中上层洄游性鱼类，而当时我国主要利用双拖船（两条船拉一条网）捕捞，不容易控制网具在海水中的深度，所以我们还与挪威合作，研发拖网工具服务捕捞生产。这系列工作一干就是近10年，探明了我国沿海尚未开发的中上层渔业资源，为我国开发了新的渔业资源，不仅极大促进了海洋捕捞业的发展，还带动了鱼油、鱼粉等加工业进步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、社会效益，成果199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。
记者：这个时候，您的身份还是水手，主要负责什么内容？
李风宾：水手在船上是最辛苦的。在海上作业时，下网、上网都是水手操作，等渔获物被拖上后甲板，要抓紧整理、装箱。船舶航行的时候，还要跟着驾驶员（按照国际惯例，三副、二副、大副作为驾驶员，每天各驾驶8个小时）值班，负责瞭望工作。但船员都是这样，从水手做起，然后是三副、二副、大副、船长，一步步晋升。一般至少需要工作10年才能获得船长的任职资格。
以前，鳀鱼资源量大，集群密度高，拖网时需要控制渔获量。“北斗”号的底拖网网囊正常能容纳5吨，但当时一网下去，整个网里都是鳀鱼，大约捞到了10多吨，一次根本拖不上后甲板，只能分多次获取。那时，每网鳀鱼上来，后甲板都满满当当，人几乎是在鱼堆里操作。可以想象，把大量的渔获物装箱，送到船上实验室里供科研人员统计、取样，肯定是个体力活。
记者：鳀鱼之后，“北斗”号开展了什么工作?
李风宾：1990年，“北斗”号接到了去白令海捕捞狭鳕的生产任务。刚到的时候，海面非常平静，我们当时还讨论，都说这里海况恶劣，并不是这么回事嘛。结果没多久，就感受到了白领海风浪的威力。往往一个大浪过来，海水就爬上了驾驶台窗户，从船头顶上过去了。而且，“北斗”号太短，船长只有56.4米，总是随着浪猛烈摇晃。这个航次主要是为了生产，但因为船小、抗风浪能力差，并不比远洋渔船有优势，最终花了69天只拉回了60多吨狭鳕。
1993年，“北斗”号承担了开展“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狭鳕渔业信息网络和资源评估调查”项目，再次踏上了赴白令海的征程。此时我已担任三副职务。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我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，但白令海海况恶劣，调查作业时船舶仍然大幅度晃动、颠簸，把人摇得天旋地转。船上的科研人员调侃，只要在“北斗”号上能工作，在其他船上就没问题了。在极度晕船的情况下，项目首席科学家唐启升把本子顶在天花板上，写下了极有价值的报告，被称为“诞生在天花板上的科研报告”。这个项目199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。
记者：针对家底不清、对外谈判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，“北斗”号还开展了126项目：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生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调查与评估（1996-2005年）。这次调查，全面评估了我国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生物资源，成果直接为中韩、中日和中越等国家渔业谈判提供数据支撑，为实施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渔业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关于这个项目，您有什么深刻印象？
李风宾：自1993年调查完狭鳕回国之后，“北斗”号其实算是“闲置”了几年时间。由于当时国家经费不足、调查项目短缺等缘故，我国渔业资源调查船纷纷退役或被转卖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“东方”号和南海水产研究所的“南锋”号都在90年代退役。“北斗”号虽然“幸存”，但每年执行的海上调查航次非常有限、调查时间很短。当开展“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生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调查与评估”项目时，我国只有“北斗”号一艘渔业资源调查船可用。
这个项目规模很大，涵盖了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四大海区，周期也长。按照分工，渤海和黄海主要由黄海所承担，东海和南海则分别主要由东海所和南海所负责。我记得很清楚的是，船员基本固定，但科研人员一直轮换。每到了一个海区，就有当地的科研人员上船。那个时候船上没有网络，对外联系要发电报，但对船、队员来说，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使用。工作之余闲暇无聊，我们便制作“北斗晚报”，记录海上科考生活，自娱自乐。
记者：您是哪一年做的船长，做船长后，跟以往有何不同？
李风宾：在126项目快结束时，我就已经是大副了。从2008年开始，我担任“北斗”号船长，一直到2019年。担任船长后，工作量相对较少，不过责任更大。要时刻谨记，对全船的安全负责。
我担任船长后，“北斗”号主要在黄渤海海域作业，每年都进行多个航次的（一般是一个季度一次）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，目的是掌握渔业资源结构、种类组成和主要经济种类生物学特性、数量分布、洄游规律、生物量及可捕量等，为捕捞、管理提供科学依据。此外，“北斗”号还承担了由黄海所或其他单位主导的“中国近海水母暴发的关键过程、机理及生态环境效应”“多重压力下近海生态系统可持续产出与适应性管理的科学基础”等多个973项目的调查任务，在全体船员的努力下，我们努力为科研人员提供优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得到了兄弟科研单位的高度认可。
记者：2019年退休后，离开“北斗”号是什么感受？
李风宾：当时确实挺舍不得的，感觉很失落。即使退休在家，也时时关注着“北斗”号的动态。后来我又返聘，到船上帮忙，看来还要再陪“北斗”号一段时间了。
北斗号前任船长 李勋祥摄
记者：您是怎么结识“北斗”号的？
李风宾：1983年底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黄海所”）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船员。我是青岛黄岛区人，当时刚高中毕业，听到这个消息就报名了。当年12月，包括我在内的20个人被录取。随后被安排到渔业公司拖网渔船实习。经过近一年的海上锻炼，我们这一批人中，有的分配到了黄海所“黄海103”号，有的是“黄海104”号，我有幸被安排到“北斗”号。
记者：当时报名当船员时，是对这个职业有兴趣吗？
李风宾：我是1964年出生，当时就是一个20岁的小伙。其实没有太多想法，从农村出来的，觉得有份工作已经很好了。（笑）
记者：“北斗”号刚到青岛时，是一个什么景象？
李风宾：1984年10月19日，“北斗”号到达青岛港（今天的8号码头）。当时，我们这些船员到码头迎接，都觉得“北斗”号很壮观。此前我们建造的“黄海103”号、“黄海104”号渔船都是378吨，而“北斗”号总吨位1165。
“北斗”号是当时我国最先进的渔业资源调查船，船上的科研仪器设备非常先进。这个船有一个侧推功能，就是说船靠泊码头的时候可以横向行驶。在今天，科考船侧推功能已经是标配，但在当时我国还没有任何科考船有这个功能，所以当“北斗”号横着停靠码头时，大家都很新奇和惊讶，很直观地就觉得它非常先进。
记者：从这时起，您就跟“北斗”号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李风宾：从“北斗”号到达青岛，交付黄海所管理使用开始，我就上船了。从船上的水手做起，一步一步做到船长。2019年退休、2020年返聘后，我又作为船员到船上帮忙。现在，“北斗”号已经服役了40年，我也从20岁干到了60岁。可以说，我是因“北斗”号而来，陪伴着“北斗”号一起长大、变老。
三个调查项目，三获国家奖
在“北斗”号餐厅的墙上，挂着三个代表性荣誉：“鳀鱼资源、渔场调查及鳀鱼变水层拖网捕捞技术研究”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；“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狭鳕渔业信息网络和资源评估调查”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；“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生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调查与评估”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这些荣誉，都是依托“北斗”号取得的。可以说，没有这艘船提供基础支撑，这些成果或许要推迟很多年。在李风宾看来，“北斗”号是“海洋科学家的摇篮”，很多海洋科学家在“北斗”号上成长起来，而他们的成果又为“北斗”号添彩。
记者：挪威科学家Erling Bakken后来回忆说，“北斗”号到达青岛后，在黄海的调查研究随即开始。最初的计划是使用“北斗”号研究和实验性捕捞鲐鱼，但首个调查航次就发现，黄海和东海有大量的鳀鱼。虽然只是初步性调查，但已证明这一鱼类资源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。这决定了“北斗”项目（中挪所有的渔业合作项目都以“北斗”号这艘船的名字为基础，统一命名为“北斗”项目）未来很多年的发力点。
李风宾：确实如此。我们最初到黄海是为了调查鲐鱼，但意外发现鳀鱼的资源量非常大，于是便立刻转向鳀鱼调查研究，评估鳀鱼的资源量，调查鳀鱼的渔场，并研究捕捞方法。因为鳀鱼是中上层洄游性鱼类，而当时我国主要利用双拖船（两条船拉一条网）捕捞，不容易控制网具在海水中的深度，所以我们还与挪威合作，研发拖网工具服务捕捞生产。这系列工作一干就是近10年，探明了我国沿海尚未开发的中上层渔业资源，为我国开发了新的渔业资源，不仅极大促进了海洋捕捞业的发展，还带动了鱼油、鱼粉等加工业进步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、社会效益，成果199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。
记者：这个时候，您的身份还是水手，主要负责什么内容？
李风宾：水手在船上是最辛苦的。在海上作业时，下网、上网都是水手操作，等渔获物被拖上后甲板，要抓紧整理、装箱。船舶航行的时候，还要跟着驾驶员（按照国际惯例，三副、二副、大副作为驾驶员，每天各驾驶8个小时）值班，负责瞭望工作。但船员都是这样，从水手做起，然后是三副、二副、大副、船长，一步步晋升。一般至少需要工作10年才能获得船长的任职资格。
以前，鳀鱼资源量大，集群密度高，拖网时需要控制渔获量。“北斗”号的底拖网网囊正常能容纳5吨，但当时一网下去，整个网里都是鳀鱼，大约捞到了10多吨，一次根本拖不上后甲板，只能分多次获取。那时，每网鳀鱼上来，后甲板都满满当当，人几乎是在鱼堆里操作。可以想象，把大量的渔获物装箱，送到船上实验室里供科研人员统计、取样，肯定是个体力活。
记者：鳀鱼之后，“北斗”号开展了什么工作?
李风宾：1990年，“北斗”号接到了去白令海捕捞狭鳕的生产任务。刚到的时候，海面非常平静，我们当时还讨论，都说这里海况恶劣，并不是这么回事嘛。结果没多久，就感受到了白领海风浪的威力。往往一个大浪过来，海水就爬上了驾驶台窗户，从船头顶上过去了。而且，“北斗”号太短，船长只有56.4米，总是随着浪猛烈摇晃。这个航次主要是为了生产，但因为船小、抗风浪能力差，并不比远洋渔船有优势，最终花了69天只拉回了60多吨狭鳕。
1993年，“北斗”号承担了开展“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狭鳕渔业信息网络和资源评估调查”项目，再次踏上了赴白令海的征程。此时我已担任三副职务。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我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，但白令海海况恶劣，调查作业时船舶仍然大幅度晃动、颠簸，把人摇得天旋地转。船上的科研人员调侃，只要在“北斗”号上能工作，在其他船上就没问题了。在极度晕船的情况下，项目首席科学家唐启升把本子顶在天花板上，写下了极有价值的报告，被称为“诞生在天花板上的科研报告”。这个项目199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。
记者：针对家底不清、对外谈判和渔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，“北斗”号还开展了126项目：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生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调查与评估（1996-2005年）。这次调查，全面评估了我国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生物资源，成果直接为中韩、中日和中越等国家渔业谈判提供数据支撑，为实施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和渔业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关于这个项目，您有什么深刻印象？
李风宾：自1993年调查完狭鳕回国之后，“北斗”号其实算是“闲置”了几年时间。由于当时国家经费不足、调查项目短缺等缘故，我国渔业资源调查船纷纷退役或被转卖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“东方”号和南海水产研究所的“南锋”号都在90年代退役。“北斗”号虽然“幸存”，但每年执行的海上调查航次非常有限、调查时间很短。当开展“我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生物资源及其栖息环境调查与评估”项目时，我国只有“北斗”号一艘渔业资源调查船可用。
这个项目规模很大，涵盖了渤海、黄海、东海、南海四大海区，周期也长。按照分工，渤海和黄海主要由黄海所承担，东海和南海则分别主要由东海所和南海所负责。我记得很清楚的是，船员基本固定，但科研人员一直轮换。每到了一个海区，就有当地的科研人员上船。那个时候船上没有网络，对外联系要发电报，但对船、队员来说，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使用。工作之余闲暇无聊，我们便制作“北斗晚报”，记录海上科考生活，自娱自乐。
记者：您是哪一年做的船长，做船长后，跟以往有何不同？
李风宾：在126项目快结束时，我就已经是大副了。从2008年开始，我担任“北斗”号船长，一直到2019年。担任船长后，工作量相对较少，不过责任更大。要时刻谨记，对全船的安全负责。
我担任船长后，“北斗”号主要在黄渤海海域作业，每年都进行多个航次的（一般是一个季度一次）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，目的是掌握渔业资源结构、种类组成和主要经济种类生物学特性、数量分布、洄游规律、生物量及可捕量等，为捕捞、管理提供科学依据。此外，“北斗”号还承担了由黄海所或其他单位主导的“中国近海水母暴发的关键过程、机理及生态环境效应”“多重压力下近海生态系统可持续产出与适应性管理的科学基础”等多个973项目的调查任务，在全体船员的努力下，我们努力为科研人员提供优质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得到了兄弟科研单位的高度认可。
记者：2019年退休后，离开“北斗”号是什么感受？
李风宾：当时确实挺舍不得的，感觉很失落。即使退休在家，也时时关注着“北斗”号的动态。后来我又返聘，到船上帮忙，看来还要再陪“北斗”号一段时间了。
